2026 年 1 月 28 日，一封来自英国科学与技术设施委员会（Science and Technology Facilities Council，简称 STFC）执行主席米歇尔·道尔蒂（Michele Dougherty）的信件，引爆了英国物理学界。信中要求粒子物理、天文学和核物理领域的项目负责人，按照削减 20％、40％乃至 60％三种情景编制预算方案，并标明项目在哪个节点将彻底失去可行性。

　　不到一周，这封信的内容被媒体披露，旋即引发了从大学实验室到议会走廊的广泛震动。英国物理学研究所（Institute of Physics，简称 IOP）候任主席保罗·霍华斯称之为“对英国物理学根基的毁灭性打击”。英国皇家天文学会主席迈克·洛克伍德则更加直白，他说这是“一代人以来最严重的削减”，并敦促政府“阻止这场科学灾难”。

　　事情的根源要从英国的科研拨款体系说起。英国研究与创新署（UK Research and Innovation，简称 UKRI）是英国最大的公共科研资助机构，统辖九个研究理事会，年度预算约 90 亿英镑。

　　2025 年 12 月，英国政府公布了一份为期四年、总额 386 亿英镑的 UKRI 拨款方案，表面看来金额还略有增长。但这个数字没有计入通胀。

　　更关键的是，UKRI 在这轮改革中明确要将资金更多导向“应用研究”“战略性政府优先事项”和“支持创新企业”三大方向，所谓“好奇心驱动的研究”，也就是那些不以短期经济回报为直接目标的基础科学探索，其经费在 2026 年至 2030 年间将维持名义上的持平，在通胀和成本上升的背景下，其实质上是缩水的。

　　在 UKRI 的九个理事会中，STFC 是受冲击最为严重的一个。这个理事会负责资助粒子物理、天文学、核物理以及计算科学等领域的研究，同时还要运营和维护英国的大型科学设施网络（如钻石光源同步辐射装置），并缴纳英国在 CERN（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和 ESA（欧洲空间局）的会费。

　　STFC 面临的困境有其特殊性：能源价格上涨、汇率波动、建设成本攀升，使得其设施运营开支持续膨胀，而拨款并未相应增加。

　　根据 Research Professional News 在 1 月 28 日率先披露的内部文件，STFC 需要在 2029－30 年前实现 1.62 亿英镑的成本削减，外部拨款和设施运营各承担 3,800 万英镑的缩减。STFC 自己在内部演示文稿中坦承：“我们面临的挑战是 STFC 历史上最大的”，“不进行根本性变革就无法实现这一规模的节约”。

　　牛津大学天体物理学教授克里斯·林托特（Chris Lintott）在一篇评论中点出了一个颇为讽刺的结构性问题：对基础物理和天文学的削减，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官僚体制的巧合”的产物，因为这些学科恰好归属于 STFC 的管辖范围，而 STFC 的设施运营成本不断攀升挤压了研究经费。换言之，粒子物理和天文学的拨款被砍，并不是因为有人评估过这些学科的科学价值不高，而是因为它们碰巧和那些越来越贵的大型设施同属一个预算口。

　　但削减的影响是实打实的。更大的影响来自基础设施层面。同样在这段时间，UKRI 通知了四个已经获得资金承诺的大型物理基础设施项目的负责人，告知他们的项目“目前未被 UKRI 列为优先事项”。据 Research Professional News 在 1 月 30 日的独家报道，这四个项目此前共获得超过 2.8 亿英镑的资金承诺，如今全部被搁置或终止。

　　这四个项目中，最具国际影响力的是英国对 CERN 大型强子对撞机（Large Hadron Collider，简称 LHC）上 LHCb 探测器升级的贡献。LHCb 实验主要研究物质与反物质之间的差异，是理解宇宙基本对称性破缺的核心前沿。英国本应主导这次探测器升级，计划投入 4,940 万英镑，分八年从 2026 年开始拨付。

　　已经有 500 万英镑花了出去，12 所英国大学参与其中，数百个博士后和博士生岗位与之挂钩。伦敦国王学院的约翰·埃利斯教授直言，LHCb 的预算将被削减为零。他还指出，这种做法损害了英国作为国际合作伙伴的信誉，人们会说，“我们怎么知道这个‘背信弃义的阿尔比恩’（Perfidious Albion）真的会兑现承诺？”

　　第二个被波及的项目是美国主导的电子－离子对撞机（Electron－Ion Collider，简称 EIC），正在纽约州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建设中，超过 40 个国家参与。英国原定在九年内投入 5,880 万英镑，资助七所大学和两个国家实验室。

　　格拉斯哥大学的达利亚·索汉描述 EIC 为“核物理和强子物理领域的下一个顶级设施”，并说英国的退出将意味着“信誉的彻底丧失和信任的彻底崩塌”。另外两个被搁置的项目是计划在利物浦大学建设的一个全球唯一的超快电子衍射与成像设施（预算 1.244 亿英镑），以及一个名为 C－MASS 的国家质谱设施（预算 4,935 万英镑）。

　　UKRI 首席执行官伊恩·查普曼爵士（Sir Ian Chapman）在 2 月 5 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英国“没有带宽”来继续支持 LHC 升级的 4,900 万英镑投入。这个措辞“没有带宽”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发酵，被物理学家们视为对基础科学价值的轻蔑。查普曼同时强调，英国仍是 CERN 的第二大出资国，与 CERN 的关系没有改变。

　　但 CERN 新任总干事、英国物理学家马克·汤姆森对此表示“失望”。汤姆森是在前届保守党政府的大力推举下才于不久前就任这一职位的，他的上任本应标志着英国在国际粒子物理领域影响力的巅峰，现在，这个叙事变得相当尴尬。

　　据《金融时报》报道，汤姆森表示他认为英国一直对 CERN 有非常强的支持，并“没有理由相信这一点已经改变”。这番话已然足够克制，但在许多观察者听来颇为苦涩。

　　2 月 5 日，查普曼出席议会科学与技术委员会的听证会，就 UKRI 的改革方向接受质询。他承认在过去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UKRI 的沟通工作“做得不够好”，信息泄露先于计划中的社区沟通，导致了混乱与恐慌。

　　他表示这些削减是此前 UKRI 领导层在设施建设上过于雄心勃勃的后果，“当时做出了一些决策，寄望于拿到一个能覆盖所有新增项目运营成本的拨款方案，但最终拿到的方案达不到那个水平”。

　　查普曼还提出了他的核心改革逻辑：英国拥有一流的科研基础，但这一优势目前是“潜在的”、“未被充分开发的”。他认为 UKRI 需要进行根本性改革，将专业知识更有效地转化为能创造就业和经济价值的企业和产品。这番话在 Nature 的报道中被概括为一个尖锐的命题：英国研究体系的唯一竞争优势就是其高质量的科研基础，但现在要通过重新分配这个基础上的资源来追求“增长”。

　　这就引出了整个事件中最核心的张力：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之间的资源争夺。英国政府和 UKRI 反复声称“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将继续占我们资金的约 50％”，同时又在实际操作中要求 STFC 的项目负责人为最高 60％的削减做准备。

　　科学与工程运动组织（Campaign for Science and Engineering，CaSE）的执行总监阿莉西亚·格里特德（Alicia Greated）指出，很难把“好奇心驱动的研究受到保护”这个说法与“要求研究人员模拟削减 60％ 预算”这个现实调和起来。

　　Chemistry World 在最近的报道中将这种矛盾描述为：UKRI 的“好奇心驱动研究”经费在名义上持平，但“应用研究和战略优先事项”类别的经费到 2030 年将增长 13％，“支持创新企业”类别增长 19％，在一个总盘子增长有限的框架内，名义持平就是实质缩减。

　　更让人担忧的是，这轮削减实质上叠加在英国物理学已然十分脆弱的基础之上。2025 年 9 月，IOP 发布了一份基于对 31 位大学物理系主任匿名调查的报告，发现四分之一的英国大学物理系面临两年内关闭的风险，60％预计将裁减课程，超过 80％正在裁员。

　　报告的标题相当直接：《物理学很重要：为增长奠基》。导致这一困境的因素包括本科学费实际价值因通胀而持续缩水（英格兰的本科学费上限自 2017 年以来长期冻结在 9,250 英镑，直到最近才微幅上调）、国际学生人数下降、以及物理学科固有的高教学成本，如实验室、设备、技术人员等，这些都不便宜。在这种背景下，公共科研经费的大幅削减无异于对一个已经摇摇欲坠的生态系统再踹一脚。

　　萨里大学的吉姆·阿尔－哈利利 (Jim Al-Khalil) 教授警告说，削减将直接影响英国Kaiyun官方入口核工业所需的知识、技能和经验储备。他说：“如果这些方案落实，对核心项目的影响将是灾难性的。”埃利斯教授则从人才角度发出警告：博士后和初级研究员的岗位将首当其冲地消失，“你冒的风险是把整整一代年轻研究人员拦腰砍断”。

　　这个担忧绝非杞人忧天。大型国际合作项目，无论是 CERN 的探测器升级还是美国的 EIC，通常需要数年甚至十余年的持续投入，人才培养周期同样漫长。

　　一个博士生从入学到具备独立开展前沿实验的能力，至少需要五到七年。如果资金链断裂导致岗位消失，这些人不会在原地等待经费恢复，他们会离开这个领域，或者离开英国。而一旦走了，要再把他们召回来，需要付出的代价远比当初维持资助要高得多。

　　林托特在他的牛津大学评论中提到了一个容易被忽视的事实：那些投入天文学和粒子物理的钱“并没有真的被送上太空”，而是花在了地球上，花在了设计仪器、开发软件、分析数据的早期职业研究人员身上，花在了卢瑟福·阿普尔顿实验室这样的国家设施上，花在了日益壮大的英国航天和卫星产业集群上。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接收光线 个探测器中，就有一些是在英国制造的。

　　英国正在建设中的平方公里阵列射电望远镜（Square Kilometre Array）总部设在焦德雷尔班克，英国在这个项目上已经做了大量前期投入，现在的问题是，如果没有足够的经费来资助研究人员利用这些设施开展工作，那前期投资的回报将被其他国家收割。

　　如今，全球科技竞争局势正变得愈发复杂。美国在 2025 年底经历了联邦科研预算的动荡，中国持续大幅增加对基础研究的投入，欧盟的“地平线欧洲”计划仍在稳步推进。英国在脱欧后重新加入“地平线欧洲”，好不容易修复了与欧洲科研界的关系；现在突然在 CERN 和 EIC 项目上抽身，传递出的信号是复杂的。

　　UKRI 反复强调英国仍是 CERN 的第二大出资国，这当然是事实，但“第二大出资国”这个身份本身是通过会员费维持的，而此次被砍的是额外的项目升级投入，是那种能让英国科学家在国际合作中占据领导位置、获得话语权的实质性贡献。格拉斯哥大学的索汉称：英国在 EIC 上以“相对适度的投资”换取了对设施核心科学目标至关重要的硬件贡献，买到了“显著的影响力”。这种杠杆效应一旦失去，英国在国际大科学项目中的地位将不可避免地下滑。

　　2 月初，查普曼发表了一封致英国科研界的公开信，试图安抚紧张情绪，承认“艰难的决定将给一些人带来负面后果”，同时重申好奇心驱动研究受到保护。CaSE 对此的评价是：这封信的发布是积极的一步，但“更像是迫于外部压力，而非经过深思熟虑的沟通策略”。

　　道尔蒂在一次简报会上承认，国际粒子物理合作正在走向终结，并称“我认为我们的国际合作伙伴能理解这个信息，他们也面临财政约束”。这话说得轻描淡写，但在一个以十年为周期规划实验的领域里，单方面的退出会产生连锁反应。

　　其他国家在规划自己的投入时会把英国的承诺计算在内，英国一旦食言，不仅影响当下的项目，更会影响未来邀请英国参与新项目时其他国家的意愿。

　　所以，当我们审视这场危机的全貌，会发现它不是一个孤立的预算技术问题，而是英国科技政策中一系列深层矛盾的集中爆发：大学的财务危机侵蚀了物理学科的教学基础；政府对“增长”的急切追求推动了从基础研究向应用研究的资源转移；UKRI 的治理结构，特别是 STFC 同时承担设施运营和研究资助的双重职能，使得设施成本上涨的压力不成比例地落在了基础科学的头上；而沟通的失误又加剧了社区的恐慌与不信任。

　　英国政府如今在量子技术、人工智能和清洁能源上加大投入，这些领域无一例外地依赖于物理学所培养的人才和基础知识。粒子加速器技术催生了 X 射线设施和癌症治疗手段，天文学观测推动了数据科学和机器学习方法的发展，核物理研究是核能工业的知识根基。

　　砍掉上游，期待下游继续繁荣，这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在时间线上是危险的，基础研究的回报周期以十年计，但一旦中断造成的人才和能力损失，恢复期可能更长。

　　截至发稿，UKRI 表示将很快正式公布获得资助的基础设施项目名单，而那些未获批准的项目可能在 2027 年被重新考虑。但对于那些已经花出去的 500 万英镑 CERN 升级经费、那些原本计划在 2026 年 4 月启动的 EIC 合作、那些已经被录用或即将入职的博士后研究人员来说，“2027 年重新考虑”是一个遥远而不确定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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